□陶  晶

    外公于我而言，是一段遥远而缥缈的记忆。说是缥缈，却又那么清晰可见，仿佛年幼的我一抬头，就能看到那双既严肃又慈爱的眼睛。

    外公是我们县城小有名气的书法家，但他又是我们当地最低调的“好人老李”。“低调”这个词，是我长大后才学会的社会新词，而那时我眼中的老李，总是一身粗布黑衣，一年到头就几双球鞋、布鞋来回更换。唯一特别一点的，是他那随身携带的公文包，方方正正的黑色公文包总是塞得鼓鼓囊囊。我曾好奇那里面装了些什么，从未打开看过的我终于在成人后的某个瞬间，明白了里面装载的秘密。

    老李一生不沾烟酒，唯有两大爱好：书法和京剧。年轻时的他给电影院画海报，周围一带人都知道“新华电影院有个叫李一鹏的字写得不错”。后来他创立了一个书法培训班，教孩子们书法。“字要从娃娃抓起”，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，我也因此变成了那众多“娃娃”中的一个。老李给孩子们用的是柳体的字帖，字帖上一个个方块字瘦骨嶙峋而又刚劲有力，蒙上一层透明的薄膜纸，就可以开始临帖啦。他喜欢握着孩子柔软的小手写字，至今我还能回忆起那宽大的掌心透射出来的温度。写字时要握紧笔杆，专心致志，边写边念口诀“顿、顿、提……”。要是临得好，那个字的右上角就会被老李的毛笔画出一个漂亮的红圈，红圈是所有孩子们“攀比”的骄傲。直到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个书法培训班的名字叫“众德”，和“种德”谐音，原来老李在这一提一顿间悄悄种下的是德的种子。

    新春佳节之际，老李写的春联成了紧俏货。不少人慕名赶来，让老李题字，为来年图个好兆头。于是，年前老李住处的堂屋里，到处铺满了红艳艳的纸，到处飘满了“臭烘烘”的墨香。我进了屋子，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，只能在一旁静静地看他挥毫。如若见他面色凝重，那一定是写得不满意，直到发现他绽开笑容，才会明白那一张张重新来过的意义。而这样耗费时间和精力的佳作，老李只收三两元的工本费，因为他觉得有人来求字已是对他莫大的褒奖，更何况这是多么深的缘分呢。

    有一天，突然有一位“贵客”到访。他的到来让我对老李有了一份全新的认识。那是一张饱经风霜的面孔，身高却与我等同。我仔细看去，发现老爷爷的腿只有正常人一半的长度，很明显是截了肢。他的腋下拄着双拐，腿部用轮胎外皮包裹着，就这样竟爬上了四楼。老爷爷不是一个人来的，他还带来了年轻朝气的儿子，以及不少粮油米面等自家土特产。听老李和他交谈的口气，他们是老朋友了，口音不像是本地人。事后我才了解到，这位老爷爷叫尤培芝，是建湖人，多年前和同样瘸腿的妻子带着两个双胞胎儿子在街头乞讨，被老李碰见了。老李见孩子们到了上学的年龄，就劝夫妻俩送孩子上学，并且向他们询问地址，答应每月给他们汇款过去。这一汇就是十年，每月不断，有时遇到孩子生日或其他的需要，老李还会额外多汇一些钱去。这次尤爷爷带着儿子登门，是为了向恩人汇报孩子的学习情况，告诉老李现在他家的生活有了明显的好转，政府和街道也给了他们不少帮助。老李满心感动，却怎么也不肯收下尤培芝送来的东西，说什么也要让老伴把那些土特产重新捆扎起来。他握着老尤的手说：“你们这么不容易，我怎么能收你们的东西！快拿回去给孩子补补身体吧！”

    我忽然发现人们口中的那个“好人老李”在我的眼中鲜活了起来，当我再次看他的时候，他那高大的身躯仿佛更加挺拔了，那盈盈的笑意也变得更加和善起来。

    已经古来稀的老李依旧每天写他的书法、听他的戏。有一天电视台来人说要给老李拍一部纪录片，因为他将作为当年泰州市的精神文明代表，事迹需要宣传。老李把电视台的记者给好生招待了一番，轮到问起正事来却说自己没什么好宣传的，不过做一些应做之事，记者们只好不再刻意。当长大后的我再次回望那段往事，才惊叹：老李究竟帮助过多少人啊！很惭愧，在老李离世前我并没有弄清这个问题。直到后来我看到一篇关于老李的报道，我才知道，那个一直关心着我却不善表达的老李，在50年间积累了698张汇款单，资助了上百位孤寡残疾人，累积金额至少达八万余元。难怪曾听人说，老李是邮政局的老面孔；难怪老李总念叨：“好人终会有好报！”原来那鼓鼓囊囊的公文包里，叠放的是越积越厚的汇款单啊！

    然而，上天却给老李开了个玩笑，让年迈的他患上了“帕金森”——一种只能以双手颤抖作结的可怕疾病。最后那段时间，他写字越来越抖，甚至在别人再次前来登门求字时，他已经没法再从容地握住毛笔了。写了一生的老李终于可以休息了，也许这不是玩笑，而是上天给这位好人的“礼物”。

    当我意识到老李再不能教我书法时，我是多么后悔没有珍惜童年练字的时光啊！但我依然庆幸，因为他还是留给了我最宝贵的人生财富——那句“好人终会有好报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