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报记者 朱 莲

    追溯和认识本家族的过去，是人们很普遍的兴趣和愿望。自己的姓源于何时何地，又是如何迁到现在的居住地的，其间有些什么人物事迹等。尤其是海外的华侨华裔，想寻找祖居地和姓的起源地的人越来越多，张培元热衷于探究姓氏文化，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再续“情缘”，他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寻根之旅。 

“家族故事吸引我研究姓氏”

    张培元小时候最喜欢听母亲讲故事，关于岳飞、范仲淹、李春芳、郑板桥等人的传说真实与否？民俗民风的根源与差异有何关联？地方文化是如何传承和演变的？对于这些，叙述虽然相当模糊，但在秉性执着的张培元幼小的心灵深处，已经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。

    “小时候，就不经意间从父亲口中听到过‘家谱’二字，也耳闻过家族里人的一些故事，当时就很吸引我。”张培元告诉记者，父亲曾告诉他，过去家里在城内北大街富安桥南堍张家大院（今锦绣园内）建有藏书楼“太和堂”， 楼中收藏了若干古籍、字画、青铜器等。“为什么取名为太和堂呢？”和同龄孩子差不多，张培元总是喜欢多问几个“为什么”。父亲把他抱在怀中，意味深长地说道，这个名字源自家训“一勤天下无难事，百忍堂中有太和”，意思就是在秉承“书香继世，诗礼传家”祖训的同时，为了弘扬儒商家风，勉励子孙读书成才。

    1982年夏，张培元在堂叔张炳嘉处，谈起了双方都特别感兴趣的话题——兴化历史名人掌故。在交谈中得知，其族中有一个名声响亮的人物叫张道中，是清朝末科秀才，22岁考入扬州两淮师范学堂。张道中是民国时期的书画家，擅长画驴，代表作《百驴图》《巴山驴队》等颇负盛名，后来考入北京大学，主修国学并潜心于教育学。张勋复辟，张道中返回兴化，变卖家产后兴办培德小学。在为族人骄傲与自豪的同时，张培元对探讨家族的历史渊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“两件事促成我涉足谱牒学的决心”

    从少年时代对自己家族渊源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，张培元对姓氏文化的研究已长达20多年，这是一个日积月累、厚积薄发的过程。如果说父系、母系特殊的家庭背景，让他对家谱研究有了初步的认识，那么，另两件事更是促成了他涉足谱牒学的决心。

    1977年，张培元读高中，结交了一些同样爱好书法绘画的同学。有一次，他到一起学画的同学家中玩，同学的父亲向他介绍了家族史。杨家祖居苏州，在明末曾出了一个名垂青史的人物——杨念如，是名作《五人墓碑记》里提到的五位义士之一。当时正在学《五人墓碑记》这篇课文的张培元，一下子就被吸引了，也对姓氏、堂名里的含义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。1984年，张培元在求教一些名师时，谈起了谱牒学研究，老师给他的建议是，虽然在当时可能会被认为是“冷门”，但是20年后在中国一定会“热”起来，老师的指点，更加坚定了张培元的志愿。

    张培元说，研究姓氏文化，其实是在关注着人生的三大命题：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我到哪里去？通过研究，他发现，在现今近160万的兴化人口中，约有80%的人是苏州等江南地区的移民，分别于明洪武、建文、永乐等年间以及清代康熙、咸丰年间迁入兴化。另外20%的人，一部分是宋元土著，一部分是从浙江湖州、江苏句容、南京、镇江、丹阳、溧阳、盐城、阜宁、安徽贵池、歙县、屯溪、婺源、江西南昌、湖北等地迁入兴化。此外，兴化还是中国一些姓氏的重要聚居地，如中堡郯姓，为孔子老师郯子的后代，祖居山东郯城，是古代郯国国君子孙。郯姓集中居住在兴化，现散居全国各地的大多是从兴化走出去的。 

“寻访《刘氏族谱》印象最深刻”

    张培元认为，研究家族渊源，不能仅凭一部家谱，还要对相关的家谱及祠堂、保存实物等作综合考证。与西方家谱所不同的是，中国家谱内容十分丰富。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，许多根在大陆的台湾同胞、海外侨胞的思乡之情日趋浓烈，他们也亟需利用家谱来寻找自己的血缘关系。

    人们都希望了解自己的祖先，寻求自己的根，这是人类的本能，张培元小时候也不例外。据他回忆，2005年10月13日，经人引荐，86岁的兴化籍台胞刘德庄老人专程从台湾彰化回到家乡兴化，委托张培元代为寻找《天禄阁传经堂刘氏族谱》，以了却多年来寻根问祖的心愿。他有感于刘老“慎终追远”及热爱家乡的情怀，欣然接受了委托。随后，他于当月26日赶往刘老所居住的扬州翠岗小区寓所，详细了解了刘氏家族的相关情况及寻谱要求，又先后前往上海、大丰及我市林湖、垛田、大垛、安丰、竹泓等乡镇寻找线索，访问刘氏族人，在兴化城走访了东城内大街刘家巷、东城外大街辐辏巷。同时，他还查阅了刘德庄老人委托大陆亲属刊登在《兴化日报》中缝的《寻谱启事》，电话查询了一些知情人士，于2006年春，为刘老寻访到其家族谱牒，完成了寻谱任务。

   张培元于2001年被市图书馆聘为资料员。他的谱牒学研究既需要时间和空间的保证，又需要文献资料的佐证，因此，他对那里馆藏的古籍资料情有独钟。他通过网络查询、实地走访等形式，挖掘和整理了大量流传在民间的史料，在不断完善我市历史文化资源、丰富馆藏的同时，又对这些史料作了提炼和加工，先后撰写或与同好合写了《“儒学街明清文化街区”资料》《兴化百家姓寻根》《昭阳十二景》及《兴化十家百年老店》等多篇文章，经过新华网、江苏频道兴化站等众多网站的发布，以及多家媒体的转载，在海内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。

    张培元说，中华姓氏文化是源远流长、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，其内涵十分丰富，涉及历史学、社会学、谱牒学、语言学、民俗学、民族学、地理学、地名学、文化人类学、考古学、考据学等诸多学科。早在上世纪80年代，他就经常在书店通读文学、历史、哲学类书籍，尤其是读了《龙文鞭影》一书后，他对中国历史上的人物典故和逸事传说有了更系统的了解。目前，张培元对500多姓氏都作了长期研究，也阅读了大量家谱，看了许多实物，计划编著《兴化姓氏》，为海内外兴化籍人士寻根问祖提供更多的帮助。

记者手记：

    搜集、研究地方文史并加以开发、利用，对地方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力。但是，这项工作对于个人来说，是属于劳心费力而又很难得到经济回报的“苦差事”。在张培元看来，研究兴化姓氏文化，旨在追寻这方土地的先民的遗迹，表达对筚路蓝缕的开拓者的敬仰。既是对每一位立德、立功、立业者的歌颂，又是抒发难以释怀的乡土情结，这正是中国人独特的民族心理中最柔软、最温存的部分。  

    在接待记者采访时，张培元先是泡了一杯红茶，在品茶中细细讲述他的故事。一边品着茶，一边听他讲述和姓氏文化有关的故事，记者感叹，研究谱牒学，没有一定的毅力和坚持，是无法忍受成天和一些繁体字、古籍打交道的枯燥的，在旁人看来是一件乏味的事，却成了张培元乐此不疲研究至今的快乐之事。寻谱的过程，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，但他始终铭记“一勤天下无难事”的家训，哪怕是踏破门槛、磨破嘴皮，或是登门拜访一户人家几趟、几十趟，他的诚心和执着打动了许多人，甚至有些人将连亲生儿子都不给看的家谱心甘情愿地拿给他看，这也让他十分感动。在向记者讲述寻谱经历时，每讲到一段故事，张培元总能快速地从书柜里翻出杂志和期刊，连页码都翻得准确无误，上面有他所写的寻访家谱的心得与体会。还有一本出版于上世纪50年代的泛黄的新华字典，虽然几乎被他翻烂，但他一直保存至今，因为那是父亲送给他的礼物，也是他钻研繁体字所使用的工具书。

    张培元认为，研究谱牒学的意义在于：一是补正史之不足，在家谱中能发现许多史书记载中空白和模糊的东西，并考证出用其他方法无法考证的史实，从而为研究地方史乃至中国历史提供依据；二是增强民族凝聚力，振兴民族精神，促进祖国统一。通过家谱能将更多的人团结起来，消除人际关系的隔阂和冷漠，三是造福桑梓，通过家谱的“链接”，引发同族人开展寻根、叙祖、认宗等活动，可以吸引海内外人士来兴化旅游、投资、经商，为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。